这种现实的不平等就成为私法保护私人自治的理由。

在疫情形势趋缓后，如何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这也是很大的挑战。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三是及时高效，快速配送。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合理行政，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习近平说：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

加快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合法性审查。比如对病人隔离治疗，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依照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比如，1997年刑法修改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后，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7条才将反革命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可称之为符合法律的宪法修改。

而且，为了维护政治秩序稳定，这些宪法修改更多的体现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确认，尽可能保持政治制度不变。根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通过修改宪法，提供法律规范来限制未来的政治和法律活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阐述。

斯大林关于宪法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如果将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须要向前看，为未来提供规范和指引。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和经验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探索、试错，然后再对改革的结果进行制度化。[9] 张千帆:《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拉美国家自独立以后仍然处于政治动荡中，成文宪法经常被修改，有些国家甚至重新制定宪法。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确认式修宪 一、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模式。在定型化社会，宪法修改频率较低，其主要任务是实施宪法。(一)向后确认功能 在定型化的宪法模式下，政治和法律制度往往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在转型宪法制度下，一方面宪法修改要向后看，即通过宪法修改以法律的形式来巩固确认制度转型的结果。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界一般通称为八二宪法

这种改革往往是经济主导，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改革。[2]这种归纳和总结更加全面，但是同样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没有顾及一些特殊形态的宪法制度。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邓小平的这个论断至今仍然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制度转型的基本立场。比如，南非和东欧一些国家通过制定过度宪法，为宪法进一步修改提供程序依据。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来看，宪法修改主要发挥了向后看的确认功能。1998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修改宪法征求专家意见会上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经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6]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转型宪法则不同，宪法文本变动较为频繁。中央层面的立法大多是以地方的立法经验为基础，等制度试验完成后再从地方和局部上升到国家层面。

但这种向后看的功能无法发挥宪法对社会的规范功能。在1993年宪法修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宪法修改是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

根据1982年宪法修改时彭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对这部宪法的功能定位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是对社会事实结构的体现，最终由社会力量对比来决定。

一方面，作为政治象征的成文宪法可以发挥凝聚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的功能。(二)因社会震荡引发的宪法修改 有些转型国家虽然没有发生革命，但是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动荡过程中，成文宪法也在不断的被修改。在拉美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后，拉美主要国家纷纷以美国为模仿对象制定了新宪法。经主席团研究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内容在宪法中已经体现，或者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

结束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何使政治活动进入一种有序可控的状态，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比如，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事后确认。

直至转型完成后，宪法审查的价值立场转为消极主义，宪法审查成为一种保障宪法实施的法律机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宪法修改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做法。

[14]宪法修改主要是向后看，被动的确认制度的变迁。典型的是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的制度改革。

因此，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政治任务既有向后确认制度根基的功能，也有面向未来不断推进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长远规划。而转型宪法则是指一个国家基本的宪法结构仍然处在变化转型过程中，宪法基本制度的建构尚未完成。执政党希望通过确立一种约束政治活动的根本规范，来实现对这种对稳定政治秩序的追求。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

革命和社会震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转型。根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通过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中国的政治格局逐渐趋于稳定，逐渐从非常政治返回到常态政治，执政党的重心逐渐由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当然这种确认的内容不限于制度变迁本身，还包括一些对事实的叙述和宣誓。

邓小平曾经将中国国情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转型过程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解释。

(责任编辑：蔡荣祖)